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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范仲淹的改革为何走向失败？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一代北宋名相范仲淹于庆历六年在邓州写下的传世名篇中开篇第一句，句中提到的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进士，当初俩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更重要的是滕子京一向被范仲淹器重，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坚决拥护者。
而庆历四年春天滕子京被贬谪巴陵郡是范仲淹于庆历三年开始的改革新政遇到了强大阻力的开始。
宋仁宗登基后还是很想有些作为，大宋内外交困，也不得不有所改革。庆历三年在皇帝的诚意和信任下范仲淹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说出了一个真理，大意就是历代的政策都有弊端，一成不变，必生祸乱。
除军事外，其主要重点是对干部制度改革。大宋轻武重文，冗官太多，科举考试名额之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科举还算好点，毕竟要考一考，可要命的还有“门荫”和“纳粟”，前者是皇帝子弟及外戚后裔封官，后者就是买官，只要出钱就能当官。
这样造成官员越来越多，而且办事效率越来越低，国家财政不堪负担。范仲淹重点打击“门荫”制度，下发《任子诏》，限制干部子弟当官，还和富弼，翰琦商量对策，把一些地方的多肥部门领导人任期定为三年。
又派王鼎等明查暗访各地各级官员，提拔能干的，撤职不合格的。有人劝道“撤职笔一划就容易，你可知道他后面全家都在哭呢”，范仲淹回答了一句历史名言“他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哭好”。
中国的改革历来如此，只要牵涉到个人利益，既得利益集团受到伤害，就千方百计相互串通铲除改革者。还是老套路从经济问题下手，先弹劾改革的支持者滕子京，张亢有贪污行为，这滕飞子京以前批评过仁宗好吃好喝，仁宗勉不了有些记仇，这下将二人免官，滕子京就有了谪守巴陵郡的事，也造就了庆历六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再就是载脏陷害，让人模仿范仲淹老友石介的笔迹给改革派写了封信，信中暗示要发动政变拉仁宗下台。仁宗毕竟也不是昏君，对这些也不大相信，就最多心里有些犯嘀咕而已。
最后一招直击仁宗的痛点，宰相贾昌朝，王拱成指示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有朋党之嫌，结党营私，扰乱朝廷。这一下真正牵动了仁宗的神经。有宋以来，太祖太宗以唐朝牛李党争为戒，严禁大臣之间结成派系或者朋党，连新中的举人也禁止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真宗，仁宗朝也三令五申都在这点上表示过坚决的态度。
可君子坦荡荡，庆历四年四月在朝堂上仁宗问起小人，君子结党的事，范仲淹理直气壮地回答君子也可结正党，小人结邪党，皇帝只要分清楚，君子结党对国家有好处也行，仁宗对这个回答显然是不满意的，因为这触及了他的底线。
在范仲淹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时候，欧阳修大笔一挥一篇醒世名作《朋党论》出炉，试想从理论上阐述君子結党是“真朋”，小人结党是“伪朋”，不加避讳，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改革派已结成君子“真朋”之党。但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对朋党的防范重于政府的改革，因为它能削弱皇权，驾空皇帝，让皇权旁落而招来大祸。作为臣子，作为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坦荡君子哪怕结成朋党也是为了国家，对朝廷有利，而这是他们一相情愿的想法。这篇文章一出，就意味着庆历新政面临失败的危险。
果然，此文一出，既得利益集团感到胜利在望，他们是不会承认结朋党的，此文是仁宗对庆历新政态度的转折点，仁宗还是要维护皇帝的专制统制。
庆历四年六月，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随后富弼，韩琦，杜衍等改革派相继贬官，欧阳修也贬至安徽滁州，随着改革派官员的离开，持续只一年多的庆历新政陆续停止执行。范仲淹后又于庆历六年任邓州，在那里写就了名篇《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仁宗性格不坚定，耳根子软，从善如流，从恶也如流，开始壮志满满，一碰到压力，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反抗就缩回去了，这也是宋朝皇帝搞改革的通病。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
范仲淹的改革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皇帝有始无终，对改革的推动和支持不彻底；二是改革触犯了当时以士大夫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的利益，遭到最强有力的反对，改革最终功败垂成。
其实，改革的最初推动者就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宋仁宗赵祯也算得上一位期望成就一番伟业的皇帝。景祐五年（1038年），宋朝藩属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自称皇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第二年，西夏以正式文书行告宋廷，宋仁宗闻之大怒，随即下诏削去元昊官爵，并悬赏捉拿。从此，宋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一打就是三年多。随着战争的推进，北宋微薄的国力财力难以为继，加上久战不胜，朝廷的压力越来越大。宋仁宗清醒地意识到，强内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宁，于是，庆历三年（1043）四月，他火速调任范仲淹为枢密副使，不久又任范仲淹为副宰相，开天章阁，命范仲淹条对时政，征求改革弊政的措施。
范仲淹从小就苦读诗书，胸怀大志。当年，他在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求学时，有一次，皇帝幸临应天府，应天府万人空巷，应天书院师生也倾巢而出，争睹圣颜，只有范仲淹岿然不动，继续读书。回来后，同窗问他为什么不去一睹皇帝风采，范仲淹说：“将来晋见也不晚。”可以看出，范仲淹是一个注定要干大事的读书种子。
所以，范仲淹出任副宰相，接受任务之后，立即根据自己多年的基层经验和对朝政的思考，向宋仁宗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他指出：“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则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
确实，宋朝到了宋仁宗一代，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承平日久，积弊丛生，机构臃肿，财力薄弱，百姓困苦，外敌汹汹，国家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于是，范仲淹以提高财税收入、增强军备力量、刷新吏治、提升效能等为目的，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等十项新政纲领、改革举措，宋仁宗将这些举措在全国推行，改革全面铺开，史称“庆历新政”。
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三项外，其余都为刷新“吏治”，即通过“精兵简政”的手段，来减轻国家重负，提高行政效率，最终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然而，当“择官长”“明黜陟”“抑侥幸”等措施实行后，却影响了许多官员的既得利益，士大夫群起而攻之，加上宋仁宗有始无终，朝廷股肱大臣瞻前顾后，利益集团顽固阻挠，这十项改革措施只实行了六项就半途夭折，1045年，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相继被贬出朝廷，各项改革随即废止，“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范仲淹改革失败的原因有几方面，第一，没有一个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的皇帝，第二，触犯了绝大部分勋贵和高官的既得利益。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是宋仁宗是一个耳根子比较软的皇帝，想改革，却又不愿意得罪勋贵和大部分官员，本来改革就是牺牲小部分的利益来成全大部分人的利益，可是，这小部分人才是国家的高层，是能影响皇帝决断力的人，那大部分人却没有机会得见天颜。
庆历改革最根本的措施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其中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属于人事改革，这方面阻力最大，这些都是勋贵和高官的特权，官员们推荐自己的家人朋友为官从中牟利，你让他失去，一定是会反抗的。均公田也是反应比较大的，吃到嘴里的田地，你让他吐出来，很难。庞大的官员群体，庞大的利益团体，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结束了。
范仲淹是个改革家，虽然最终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终宋一代，也没有解决冗兵冗官。最终间接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范仲淹的改革失败基本就是政党相争的结局，其中至关重要的人就是宋仁宗宰相夏竦（当然他这会还不是宰相）。
在讲夏竦之前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叫做吕夷简。公元1022年，年幼的宋仁宗即位，吕夷简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也就是相当于宰相了。但是此时是刘太后垂帘听政，把持国家，刘太后此人刚愎自用，又丝毫不懂国家之事，整个北宋朝廷自然就是贪官污吏横行。
也是由此，吕夷简不得不纠结党派（也就是后面的革新党）力抗刘太后，不得不说还亏了吕夷简的到处周旋才打理好当时的朝政，直到宋仁宗亲政之后，吕夷简就以功臣自居了。回到夏竦这个人，当时吕夷简和夏竦同为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赏识，但是吕夷简亲王旦，夏竦却亲近宦官张怀德和另一位宰相王钦若。所以很自然，当仁宗亲征，吕夷简及其党派做大的时候，夏竦是受到排挤且不得志的。
但是夏竦毕竟也是人才，而且当时不管是资历还是其他都仅次于吕夷简，所以吕夷简退休之后就故意推荐夏竦为接班人。但是没想到的是，吕夷简也在这是和他的革新派抓住夏竦在陕西边关对抗西夏的时候不作为为理由弹劾夏竦，结果一来二去的，夏竦被贬到了亳州。
眼见自己的地位一落千丈，夏竦肯定是不甘心，此时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夏竦以革新派中石介为突破口，指责阳修、范仲淹、杜衍等结党，迷朝误国，而他们都是站在吕夷简这边的革新派代表。更在石介家中搜出了革新派准备废掉宋仁宗另立新君的阴谋。这些一下，范仲淹等人哪还有理说的清，只好主动请求贬官外放，而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了。
所以，这是人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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